这样做违法吗？ 该行为明确违法，实缴是单位的法定义务。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条，用人单位必须自行申报、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，职工缴费基数应为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。月薪过万却按4000元基数缴纳，明显低于法定标准，属于未足额缴费的违法行为。法律义务不容打折，实缴是底线而非选项。而且司法实践中均确认，缴费基数不实导致的待遇差额由单位补足，员工追缴有据可依。维权路径畅通，企业难逃其责。 违法后果明确，补缴加罚款。 《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六条明确，未按时足额缴纳的，由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补足，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；逾期仍不缴纳的，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。2026年《裁量基准》施行后，社保欠缴首次纳入全国统一处罚体系，执法尺度更严、更统一。违法成本显著提升，企业须正视合规风险。 员工到底吃了多大亏？ 对于缴纳社保来说，其实存在一个现实困境。对于不同职业阶段、不同诉求的劳动者，追缴的“性价比”可能截然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论说员工吃了多大亏。 对于劳动者的选择其实是一条很清晰的成本收益账，缴费基数定在10000还是4000，将直接决定两头掏多少钱。按10000算，个人每月要扣约1050–1100元，单位要承担约2300–2800元；按4000算，个人只扣420–440元，单位约920–1120元，一进一出，员工当月到手能差出600多元，单位每人每月能省1300–1700元。 首先，对于那些工作年限短、年龄轻、且无重大医疗/工伤需求的年轻人员工，很看重眼前利益，可能会更愿意按照4000缴纳，且也不愿意进行追缴。 一是存在短期现金流压力。追缴时，员工需要一次性补缴过去数年个人应缴部分的差额。例如，工作3年，每月少扣630元，追缴时需一次性补缴约22,680元（630元×36个月），而这对于积蓄有限的年轻人也是笔不小的支出。 二是长期收益感知度低。对20多岁的年轻人而言，退休还有三四十年，养老金“多缴多得”的收益在时间上被大幅折现：既显得遥远，又受寿命、政策、通胀等不确定因素影响，因而感知很弱。相反，当期现金流约束更紧，一个月多出几百元，能立即改善生活，其边际效用远高于几十年后才可能兑现的养老金增量。于是，在“当下多拿钱”与“未来多领钱”之间，许多年轻人会优先选择前者，不愿按实际工资高基数足额缴纳；部分人甚至愿意把社保折成现金，或签署“自愿放弃社保”承诺，哪怕该承诺在法律上一律无效。 其次，对于三四十岁的青壮年，同一套逻辑仍然成立，但作用机制发生了变化：短期现金流压力从“消费弹性”转为“刚性支出”，长期收益感知从“完全遥远”变为“半远半近而不确定。 一是短期现金流压力更刚性。 补缴10年，个人部分约为630×12×10＝75,600元。对三四十岁的人，75,600元往往是“没有可动用的积蓄”，只能动用应急储备或举债。这个年龄段的支出结构很多普通人是房贷月供、子女教育、老人医疗赡养，压缩空间极小，几百元的月度现金流已不是年轻时“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玩”的改善，而是家庭预算的缓冲垫。因此，补缴不是“少享受一点”，而是可能会直接冲击家庭现金流安全，其痛感远高于年轻人。 二是长期收益感知“近而不确定”。 其一般距离退休还有20-25年，比年轻人近，但仍需较长折现；延迟退休使领取起点进一步后移，实际等待期被拉长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群体已有一部分人可能接近或跨过15年最低缴费年限，继续缴费的边际收益在感知上递减：“反正已经够年限了，多缴的那部分能多领多少，说不清。”而基础养老金的计发规则、替代率、通胀与制度可持续性都难以自行验证，收益是“模糊的、可争议的”。相比之下，补缴的75,600元是确定的支出，而确定的损失与不确定的延迟收益之间的不对称，这也是三四十岁群体放弃追缴的关键。 三是维权成本与就业风险更高。 三四十岁的人对单位或者雇主的依赖度可能会更高，追缴意味着与在职或前雇主对立，可能影响背调、推荐与再就业，尤其是在35岁以上的就业市场中，风险厌恶被进一步放大。于是，这部分人选择“不追缴”可能是更理性的风险规避。 因此，对于年轻或者青壮年的此类员工，主动发起追缴的短期“性价比”可能不高，可能会面临“补了钱、看不到眼前好处”的窘境。但从法律和长期权益看，低基数缴费确实会将权益受损，只是损害尚未显性化。 再次，对于那些被裁员且临近退休的四五十岁左右员工，追缴的“利”远大于“弊”，这也是新闻中张帅、王颜选择追缴的根本原因。 一是养老金“定格”效应。如新闻所述，若不追缴，养老金就按最低基数“定格”，每月少领2000元左右。对于临近退休者，这是终身损失。追缴后，缴费指数和账户余额均提高，将直接提升退休待遇。 二是经济实力是追缴的“底气”。四五十岁的员工通常已有一定储蓄，能一次性拿出数万甚至数十万补缴。即便手头紧张，也可以借助有些